关于中学生是否应该学习古文的议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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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常常听到一种说法，我们是“现代人”就应该学习现代文，现代语文教育应当着眼于“现实运用”，文言已经不用，至少是几百年前的书面语，是一种落后的甚至是陈腐语言，现代人何必再去学，再学说不定会受到拘囿、禁锢甚至毒害，也无益于应用。

　　这里面潜藏着一种简单的认知逻辑：白话等于“现代”、“进步”、“民主”、“自由”，文言等于“非现代”、“落后”、“陈腐”、“封闭”、“禁锢”。包含着一种简单的实践逻辑：现代生活应用用什么，就直接学习什么，现代生活不直接应用，干脆就可以摒弃不学。

　　其实，对文言和白话这种简单的认知逻辑，早在20世纪上半叶就已经存在过，我们还是细细听听“脚踏中西文化”的林语堂先生是如何说的吧：

　　“古学诚不能无病，现代人也决不能单看古书，这何消说，但一见古书，便视为毒品，未免有点晒不得太阳吹不得野风的嫌疑。现代人贵能通古今，难道专看什么斯基译作，读洋书、说洋话、打洋嚏、撒洋污。《史记》、《汉书》不曾寓目，《诗经》、《左传》一概不识，不也是中洋毒吗？”
文言诗文中，有糟粕，也有精华，正像白话中有语言垃圾，也有语言珠玉一样。对于中小学课本来说，宜古今兼选，不可偏执一端，或偏古失今，或偏今失古，关键是编写教材者选择、取舍得当。“古者则幽深淡远之旨，今者则得亲切逼真之妙。两者须看时并用，方得文字机趣。”“国语要雅健，也必有白话、文言二源。”(均为林语堂语)林语堂先生还说，文言与白话的谁现代与谁保守，关键不在于“之乎”或“了吗”，而在于文中是今语还是陈言。如文中是今语，即使借了“之乎者也”穿插，也不碍事，不伤大雅；如果文中是陈言，即使借了“吗呢吧”来穿插，也还是鬼话。其原因就在于，一真切、一浮泛。所以，林语堂说我宁可写“白话的文言”(明白晓畅、雅俗共赏、简洁素朴的文言)，不写“文言的白话”(貌似白话，口语，却罗嗦、繁冗，让人不明不白)。

　　我们再想想，司马迁《史记》所体现的精神气度、文化襟怀，即使在今天看来，仍然堪称博大、恢弘，李白诗歌中所体现的铮铮傲骨，俯仰天地的目光，即使放在今天，也堪称超绝。诗经的质拙、唐诗的雍容、宋词的典丽，都已经成为文化史、文学史的绝唱。我们能够说以上这些是“非现代”、“保守”、“封闭”的吗？
　文言诗文，更有对学生精神和语感熏陶感染的作用。屈原、司马迁、李白、苏轼等先贤，以文言构筑的诗文，是辉煌灿烂的“精神灯塔”，照彻千万年，沐浴古今人。他们的灵魂，用“文言”“走过”的漫漫的精神历程，我们今人再通过“文言”，让学生去“循迹走过”，对学生的精神就是一次次历练。不断地“走过”、不断“历练”，就是民族的精神“积淀”、“精神记忆”与“精神传承”！同样也是语感的形成。作家李霁野上世纪四十年代说：“读过一点诗词的人，黄鹂、燕、鸠、杜鹃等鸟所引起的的情绪，也自然和未曾读过诗的人完全不一样。我们经过诗人的眼睛来看万象，经过诗人的耳朵来听万籁，仿佛是增加了一种感官；而不曾读诗的人，却仿佛是瞎了眼睛，聋了耳朵，他们的生活经验自然也就贫乏得多了。”这里的诗词指的是古典诗词，如此量化积累，就是语感的形成，也是精神气质的形成。这些恐怕是单纯学习白话诗文所不可替代的吧？

　　另外，如果须循着“学什么，就用什么；不用什么，就摒除什么”的思路，发展下去，进行语文教学，那么，现代的我们是不是应该把大量产品说明书、市场调查报告、手机短信、QQ聊天语等等，放在语文课本中呢？因为它们是今天用得最多的呀！
鲁迅、胡适、郭沫若反对文言，更多是从政治、思想、社会变革的角度出发的。而他们自身的文言素养，却早在青少年时期，就奠定得异乎寻常的雄厚了，所以他们成年后，无论怎样大张旗鼓地反对文言，而自身所受的文言的有益滋养，是反对不掉的；他们自身的文言功底或者说是文化的根底，是不会因此而变薄的。而如果出生在20世纪五十年代、六七十年代的“语文教师们”，自身文言根基很浅，却也跟在大师后面，齐声附和“废掉文言”，那么，我们可能“废掉中华文化灯塔”，废掉几代人“文化根基”，同时废掉“白话的根基”。使几代人的“白话”成为“浮萍”！这不是危言耸听。因为，现代大陆文人的文字正在出现“粗鄙化”趋势，广大青少年的语言也正在“网络语言”、“商业语言”的冲击下，出现“垃圾化”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