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的杂文里,我对八篇
《故事新编》情有独钟。觉得它们很耐读,在欣赏过程中也无时无刻不感受着先生文笔的幽默与犀利,读到后来,甚至想象着是一位阅历丰富的伯伯在夏日傍晚的大树底下给我讲述着不仅仅是“故事”的故事。
在这以前,我不否认我是绝对内容主义的倡导者。因为认为作品的内容是唯一的,它所传递的作家以独特的视角挖掘出的深刻的见地是其作为文学作品最重要的闪光点。同时,文学的另一组成部分——文学形式无非就是小说、散文、戏剧等几种,除去古老的诗、词、歌、赋,近现代的文学几乎可以清一色的归纳进前者所举的题材中去。而与此同时,至今被我们争相传阅的文学佳作都存在着互不雷同的思想主旨,这才是我们“为伊消得独憔悴”的部分。所以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在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剖析中,渐渐地就将它与作品内容彻底隔离,甚至时常将其在思考中忘却。
是先生的《故事新编》将我从意识误区中拉出,慢慢地又找回了辩证的思考。是的,正是这八篇说短不短,说长也不长的以拾取古代传说为基础,新构人物经历以表达情感的杂文化引发我对文本形式作用的重新认识与肯定。这种非常有趣的,全新的以杂文为基础的
写作手法,对于作品的意义,明显已不再局限于类似散文体裁使文章诗化,倒叙使作品充满神秘感等类似的作用。应该说它是以一种全新的表达,展现着全新的思考。它产生的作用就像是通过对未来天气的假设性预报来表达当下环保的重要性一样,放大了说,是一种新的视角。
这种文本形式的存在,使《故事新编》独具欣赏的价值。它将古人写活了,以至于作品的主人公能在古今两个时空中自由穿梭。如
《奔月》中“乌鸦炸酱面”等流行词汇的插入,借羿之口说“我去年就有四十五岁了”反击现实中以诽谤先生为能事的高长虹的诬蔑,都是很好的例证。八篇中的《
补天》、《奔月》等前期创作可能仅仅是这种创新写法的练笔,但到
《铸剑》、《出关》、
《非攻》、《起死》时,已是先生将其运用得炉火纯青,自由自在的时候了。
另一方面,这种堪称“古今杂糅”的手法将中国传统中的圣人、英雄彻底“人化”,通俗地说,就是将伟人生活化。它已抛弃了对英雄作无尽讴歌的传统,转而揭露起高贵的人物被世俗牵绊的事实。在和传统逆向的思考中,描绘颇具视觉
冲击力的画面,戏说衣冠楚楚者,一语道破作者所要表达的荒诞。比方说《奔月》中曾经的射日英雄对妻子百般听从,不顾劳累,只为满足时常无理取闹的
嫦娥对于肉食的渴望。从一个英雄式
后羿,到俱内的丈夫,最后在被视如己出的徒弟背叛,往日疼爱有加的妻子的离弃后,又重新消逝在琐屑的日常生活中。这种半传说半想象的刻意安排,在荒诞中对现实中的种种进行了有力的嘲讽和深刻的揭露,像是诉说着昔日的“战士”失去对手后的无可着落与逐渐没落的趋势。相信,“骨子里仍藏着先生固有的悲凉,却出之以诙谐的‘游戏笔墨’”是对于先生历时13年的最后的创作的最恰当的评价。虽然先生自己在《
序言》中说到对《补天》后半段油滑的写作表示否定,但不得不指出作为试验性的创作,这种误区是很容易踏入的,因为对于“丑角”的插科打诨,“度”的把握实在重要的很,毕竟多一份则腻,少一份则无味。可惜在先生意识到时,上天却决绝地带走了一代文学巨豪,将这份永远无法填补的遗憾作为为了忘却先生的纪念。
其次,虽然知道先生极力否定中国传统文学,认为那是戕害心灵的玩意,但若是没有被先生视为污垢的传统文学,像《故事新编》这样优秀的作品应该也只是化于天地之无形了。所以当今国学的兴起,看来也是历史的必然。毕竟“
存在即合理”,或糟粕,或精华,作为阅读者的我们,只需培养辨别是非的能力,还是可以站稳脚跟的,不至于像鲁迅先生担心的那样被“黑洞”所吞噬,但这种能力的形成,可谓有待磨练,而像先生那样将其活用,更是
任重而道远。